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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國現象觀察者

2019-10-15來源:人民政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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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簡介:

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十、十二、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現任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南南學院院長、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第一次近距離觀察林毅夫,是從2013年全國兩會上的一段小插曲開始的——

2013年3月7日,梅地亞新聞中心,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的第二場記者會正在進行中。

端坐主席臺上的,是6位全國政協委員,林毅夫身居其列。每當一個提問完畢,回答聲響起,現場鏡頭便會齊刷刷對準聲源處,伴隨著快門的嚓嚓嚓聲,亮起一片閃爍。

誰也沒有預料到,這樣緊張有序的記者會節奏,忽然被一個外國記者打斷。當他站起來,出其不意地用英語向臺上一位政協委員提問后,會場陷入了一片安靜。

現場沒有翻譯。

沉默持續不到3秒鐘,一個帶有閩南口音的普通話響了起來:“有翻譯嗎?我把題目翻譯翻譯?”會場空氣旋即流動起來,一陣爽朗笑聲過后,林毅夫開始“客串”翻譯,他用中文復述完記者的提問,便抿緊了嘴,又恢復了一貫的彬彬笑意,盡管喉嚨不易察覺地吞咽了一下。

這位10個月前剛剛卸任世界銀行副行長的經濟學家,總是以彬彬溫雅的一貫姿態示人,從未在公眾面前失過態。

幾個小時后,這種印象被徹底顛覆。

弘毅

在梅地亞新聞中心的一間中小型會議室里,來自臺灣的媒體記者以好幾層的厚度,圍攏成一個半圓,圓心位置站立著一個眼眶含淚、聲音哽咽的林毅夫。雖然聽不懂他閩南語中所表達的確切意思,但從神情體態和后來的新聞報道中,得知了緣由———從1979年離開臺灣后,林毅夫再也沒能回過臺灣,雙親去世,他也沒能親去靈前祭拜,這種終生遺憾,令他當眾灑淚。

無論作為建議主張被政府采納而廣受追捧的經濟學家,還是游歸大陸歷經諸多傳奇的臺灣人,走到哪里,林毅夫都是被關注的焦點,即便在翹楚如云的全國政協委員之中,他依然有令人不能移目的諸多理由。

1978年12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簽訂建交公報,確定于1979年1月1日建立正式外交關系,同時美國將與臺灣當局斷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并停止對金門持續20年的“單打雙不打”炮擊。兩岸之間由國共兩黨30年的軍事對峙,逐漸轉化成統獨之間的政治對峙。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大陸對臺政策也開始轉變。

彼時,當臺灣陸軍金門防御司令部連長林正義站在一塊巨石上,望著黑魆魆的大海,內心如海浪一樣翻騰。“我想為中國的富強而努力,但是絕大部分中國人都住在中國大陸。所以,如果我到大陸,可以有更大的貢獻。”

1979年5月16日,林正義突然離開臺灣金門,跨海游到了2000米外的福建廈門海岸。從此,忠孝再難兩全,“回臺灣看看,在父母靈前祭掃”成了他一直難以了卻的心愿。

1979年回來后,林正義到多地參觀學習,在成都去了都江堰。

當他看著江水浩浩湯湯流過,想到正是這座2300年前由李冰父子設計、興建的古老水利工程,將曾經的旱澇平原變成了天府之國,而且至今仍在造福人民時,不由心生感佩:“人生當像李冰父子那樣,為國家人民千秋萬世的福祉而努力。”

倏忽之間,40年光陰轉瞬即逝,回歸大陸40年的林毅夫,恰好也同步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的40年。當年的林正義早已更名為林毅夫,因為他喜歡曾子的那句話:“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作為一名經濟學理論工作者,能夠適逢中國改革開放,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里從事經濟學研究,親身觀察改革開放所推動的社會大變革,乃至參與一些改革開放政策的討論。林毅夫說,他這一代知識分子,是最幸運的一代。

機緣

2019年盛夏午后的北京大學東門,當電子屏幕識別并顯示出車牌號時,電子車桿緩緩抬起,便自動放行車輛進入校園。穿過大門口的喧囂和一片又一片的現代化建筑群,深入到百年學府的幽深腹地之中,停在了青瓦灰墻的朗潤園前。

朗潤園是一座保存完好的中國皇家園林。清朝后期曾為軍機大臣們暑期議事的場所。

今天,朗潤園是國家的重要智庫,影響中國政策的很多改革建議,都出自這里。

朗潤園的第三進四合院,就是林毅夫的辦公室,他一手創建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簡稱北大國發院)便深居此地。“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林毅夫辦公室門口這對楹聯所蘊含的百折不撓的玄奘精神,也向世人無聲地言明著他的心志。

1980年,在北京大學經濟學系就讀的林毅夫,對北京的直接觀感就是窮。那時,北京的二環路還沒建,城里最高的樓是17層的北京飯店,海淀當時就是一條老舊矮房子的小街。從城里到北大,過了西直門、動物園就是農村,北大周圍很荒涼。

不過,窮只是表象。“大家雖然窮,但社會有朝氣,充滿著希望。一方面是打倒了‘四人幫’,心情都比較舒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已經起步了,大家充滿了對未來美好的期望,也充滿了信心,而且各方面的狀況都在不斷改善,整個社會蓬勃向上。”

恰在這一年,剛剛開放的中國迎來了一位貴賓———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他到復旦大學訪問一個月,回國途中經過北京,受北大邀請前來做一次講座。當時,學校指派英語和經濟學基礎都不錯的林毅夫給舒爾茨做現場翻譯。今天,林毅夫依然記得,講座題目是《人力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其實我的經濟學知識很有限,幸而他講得淺顯,我能聽懂。”這次經歷為林毅夫帶來了新的機緣,舒爾茨回國后給林毅夫寫了一封信,邀請他去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

1982年從北大畢業后,林毅夫遠渡重洋,來到現代經濟學的大本營———芝加哥大學,師從舒爾茨。

芝加哥大學曾經出過9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20世紀下半葉,經濟學領域的所有重大進展,幾乎都與芝加哥學派有關。

據說,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有一個傳統,要求他們的外國學生以本國現象作為博士論文的選題。1984年,林毅夫在通過博士資格考試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從農村起步后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對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到底改對了還是改錯了,國內外都有不少爭論。林毅夫便把博士論文題目定為《中國的農村改革》。

畢業后的頭10年,林毅夫在國際著名學術期刊發表了20多篇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文章,這也使得國內外經濟學界直至今日仍以“農業經濟學家”來稱呼他。

其實在芝大經濟系,從沒有農業經濟這個項目。芝加哥學派認為,經濟學研究的都是理性人在一定限制條件下的選擇行為。如果用這種方法研究農業問題,就是農業經濟學;用來研究宏觀問題,就是宏觀經濟學;用來研究金融問題,就是金融經濟學。

多年后,林毅夫一直深受這種治學導向的影響,“芝加哥大學給我最好的財富是經濟學基本研究方法的訓練,而不是現成的理論。”

反思

1987年,林毅夫攜家小回國。回國前,有人問林毅夫:“最想做什么?”“研究經濟學。”

“回去后,很可能看不到國外最新的文獻,也沒有人可以討論,怎么做研究?”“回國近距離觀察,才能抓住改革開放給予的研究理論的機會。”

經濟學的理論來自于對經濟現象的觀察和總結,當時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已持續近10年,這么大的社會轉型,只有身臨其境才能更好地觀察,了解成功的道理。如果身在海外,就如同霧里看花。他說,缺文獻、沒人討論都是次要的,做好研究最關鍵的,是對現象的理解。

“而且,1979年我都回來了,更何況1987年!”林毅夫1979年第一次到大陸時,印象中“文革”傷痕還比較重;1982年離開時,很多東西還都要憑票供應,物資非常短缺;但1987年回國的第一感受,是市面上東西多了,市場繁榮了,商品豐富了。

那段時間,農民高興,因為增產增收;城里人高興,因為各種農副產品豐富起來了;政府也高興,因為解決了吃飯問題。當時的中國社會,充滿了樂觀、充滿了志氣、充滿了信心。

但不久,林毅夫發現,自己在芝加哥大學課堂里學到的主流經濟學理論,在解釋中國改革和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時,經常有蒼白無力之感。

1988年,中國的通貨膨脹達到18.5%,很多地方出現搶購風潮。

按照西方宏觀經濟理論,治理的手段很簡單,就是提高利率。利率提高后,投資成本上升,投資就會減少,同時增加儲蓄意愿,消費就會減少。投資和消費都減少了,總需求就減少了,價格就隨之下降。而且,利率提高后,好項目會因為投資回報率高、付得起高利率得以被保留,差的項目因此被淘汰。“所以,提高利率還有利于資源的配置。這個辦法聽起來挺有道理的吧?”

然而,當時的中國政府并沒有這么做,而是采用了一個看似不合理的辦法———治理整頓,全國性地砍投資、砍項目,不少好項目也被砍掉。

當時很多人認為,中國政府只會用計劃經濟的笨辦法。林毅夫卻想得更仔細,“如果政府只會用笨辦法,從1978年到1987年,中國經濟怎么可能連續9年平均增長9%呢?”

林毅夫發現,當時有大量資本密集的大型國有企業,不符合我國資金極端短缺的低收入國家的比較優勢,這些企業沒有自生能力,只能靠保護補貼才能生存。在1983年之前,國企的投資和流動資金都是政府的財政撥款,是沒有成本的。1983年實施撥款改貸款之后,國企要付利息了,但是它們不符合我國比較優勢的事實并沒有改變,還是只有靠低息貸款才能生存。

1988年出現了嚴重通脹,如果政府選擇提高利率,必將導致很多大型國企嚴重虧損。對此,政府只有兩個辦法:一是讓它們倒閉,但結果肯定是帶來大量失業,社會不穩定,而且其中不少企業和國防安全、國計民生有關。另一辦法是政府給予財政補貼,結果是赤字增加。這必然是要貨幣化的,貨幣增長又將助推通貨膨脹,陷入一個怪圈。

“要想通過提高利率來治理通貨膨脹,前提是可以讓沒有效率的企業破產。我們作為轉型中的國家,不可能讓那些大型國企一下子倒掉,唯一可行的就是利用行政手段,把不重要的項目砍下來,把總需求壓下來。”

盡管采用所謂的“笨辦法”度過了那次通脹危機,但今天,對于如何認識中國經濟的一般性質、傳統體制的形成以及如何進一步改革等問題,經濟學界也并沒有取得一致看法。林毅夫知道,“人們認識上的分歧將是長期存在的,因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過程還遠未完成。”

也是1988年,發生了另一件令林毅夫反復深入思考的事情。印度成立英迪拉·甘地發展研究院,邀請林毅夫去參加成立大會。會后,印度朋友安排他到幾個城市參觀,在新德里,安排他到印度國家計委座談。林毅夫很奇怪,印度怎么也有國家計委?去了以后,他發現他們在討論怎么配置鋼材,怎么配置化肥,“這跟當時我國計委討論的問題是一樣的。”

那次印度之行對林毅夫觸動很大,他開始嘗試根據對國內國際經濟現象的觀察,以經濟學最基本的理性原則為出發點,構建自己的理論模型。

1988年,林毅夫學術思考發生了方向轉折。

奇跡

一個好的經濟學家,既要了解所處時代的問題,更要了解問題背后的原因,研究背后誰是決策者,他碰到這個問題時,要達到的目標是什么,可動用的資源有多少,面臨怎樣的限制條件,會有哪些選擇,哪一個是達到目標的最好選擇。然后,把這個邏輯寫出來就是一個理論。

這是林毅夫眼中,一個好的經濟學家應當做的工作。

1994年,林毅夫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一書。在這本書中,他們提出了一個判斷:“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到2015年我國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

1994年提出這個判斷時,基本沒有人相信。當時,國外正盛行“中國崩潰論”,在他們眼里,中國到處都是問題。

林毅夫也承認,“一個轉型中的國家確實存在許多問題,但要看這些問題產生的根源是什么,解決這些問題有何資源可以動用,有什么限制條件等。”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確實超過了美國。

書中提出的另一個判斷:“到2030年,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現在盡管2030年還未到來,這個預測已經成為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主要發展機構的共識。

事實證明,中國改革進程和那本書里所描述的過程、結果高度吻合。“我并不是說中國領導人看了那本書后,再推出各項改革舉措的。”從方法論角度出發,林毅夫相信,最好的政治家和最好的經濟學家甚至成功的企業家一樣,他們的思維方式是相同的,都是從問題、現象出發來做決策。

關注中國現實,是北大國發院的傳統。北大國發院的前身,是中國經濟研究中心。1994年,該中心由林毅夫、易綱、張維迎、海聞等6位海歸經濟學者創建。創建之初,基調明確:決不“死做學問”,要做對“中國有意義”的“真學問”。

這也是視經濟學為經世濟民之學的林毅夫,“西方取經”一圈后,重回東土后得出的“真經”。

“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有個認知: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一定有其成功的道理。掌握這些道理,就能用以幫助我們自己的國家實現現代化。我出國留學選擇經濟學,一開始也的確是抱著‘西天取經’的想法。”

剛剛做完咽喉部小手術的林毅夫,在敘述這段心路歷程時,音量低沉。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普遍認識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之所以不好,是因為政府失靈,沒有建立起像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在這種語境下,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得以提出。但是,推行華盛頓共識的國家普遍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我國推行的漸進雙軌制改革被認為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卻取得了穩定和快速發展。

在發展問題上,也有同樣的情形。二戰后,僅有少數幾個經濟體,如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是成功的,而他們的共同之處是采取了出口導向戰略,但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主流發展理論主張的是進口替代戰略。令經濟學家大跌眼鏡的是,“這種被認為是錯誤的政策,卻在實際中大獲全勝。”

新的理論來自于新的現象。中國改革開放后的高速增長,是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現象。這種獨特的現象,足以支撐一套完整而嶄新的理論體系,以中國的視角認識世界、改造世界。

2011年,林毅夫提出了獨創的新結構經濟學,其理論核心是,市場有效以政府有為為前提,政府有為以市場有效為依歸。恰能解釋中國現實。

但也有同行與林毅夫見解有分歧并多次辯論,林毅夫說,“我不反對辯論,寫出來最好,通過文章,大家可以刀對刀、槍對槍、邏輯對邏輯、事實對事實,這樣才能使真理越辯越清楚。”

在撰寫的《中國學術界不能只引進》的文章中,林毅夫引用杰弗里·薩克斯在一次訪談中的話:“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務,都有自己的困難和挑戰,都要學會解決問題。”值得玩味的是,被引用者杰弗里·薩克斯是曾大力倡導休克療法,后來轉而高度贊揚中國漸進改革取得成績的經濟學家。

新生

2007年11月,時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布吉尼翁給林毅夫打了個電話,“電話快結束時,他說他要卸任了,想推薦我去當下任,問我感不感興趣。”

每一任首席經濟學家離職前,世界銀行會成立一個遴選委員會,從全世界合適的經濟學家中挑選推薦人選,最后由行長決定。“我說讓我考慮一下。”

2008年2月4日,世界銀行正式任命林毅夫為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在他以前,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全部來自發達國家。林毅夫是首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首席經濟學家,也是世界銀行的第九任首席經濟學家。

世界銀行的主要任務,是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消除貧困。“既然中國是減貧效果最好的國家,就應該找一位中國的經濟學家,把中國減貧的經驗介紹給全世界。”到世界銀行工作后,林毅夫盡可能多地走訪了發展中國家。

到任的第一個星期,林毅夫就去了南非、盧旺達和埃塞俄比亞。“那4年,我去了14次非洲。”在非洲農村考察時,村子里有很多小孩,林毅夫走到哪兒,孩子們就跟到哪兒。“我家在農村。小時候,也會有一些官員到農村來,大人們特別當回事,我們小孩子就好奇地跟著看。”

以微觀視角回憶20世紀50年代在臺灣農村生活的經歷,讓林毅夫的聲音變得柔和起來,“從他們的眼神里,我看到了我自己小時候的樣子。”

20世紀50年代的臺灣農村并不見得比大陸好、比非洲好。為了直觀反映差距,經濟學家林毅夫利用經濟數據為自己的觀點佐證,“1978年,大陸人均GDP是156美元,非洲國家的人均GDP是490美元,中國人均GDP不足非洲國家的三分之一。那時我們常說‘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林毅夫說,哥哥穿了弟弟穿、弟弟穿了再小的弟弟穿,這在非洲是看不到的。

那段農村生活的經歷,讓林毅夫感嘆,“當我看到那些孩子時,內心有一種沖動。中國曾經也貧窮過,而我們是幸運的。所以,我想幫助他們,希望他們也能成為幸運的人。”

發展中國家人們的追求是一樣的,都希望有美好的未來,都希望通過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也希望自己的子女生活得更好。林毅夫用“人類命運共同體”概括了這段話。

當向他詢問一名經濟學理論工作者該如何自處時,林毅夫借用了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5月17日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說過的一段話:“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

嗅著四合院木質建筑散發出來的古老氣味,再次環顧林毅夫的辦公室,墻上懸掛的王陽明講學論道牌匾、與國家領導人會面的照片、盧旺達政府贈送的工藝禮品、埃塞俄比亞總理的獎牌和塞內加爾總統授勛的證書一一收入眼底,停留更久的,是林毅夫所坐沙發的背后,立著的一大扇黑底木質屏風。仔細看的話,會發現上面落款人正是林毅夫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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